《都柏林人》——爱尔兰民族的缩影

2022-03-02 23:23:33 6895 次阅读
《都柏林人》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的代表作品。 本文从乔伊斯的写作意图出发,以爱尔兰国民族的历史为源头,分析《都柏林人》的中心主旨、结构特点、和文学价值,进而探究了爱尔兰民族与《都柏林人》之间的联系。

 《都柏林人》写于1904年至1907年,全书包含小说15篇,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早年的作品。当时尽管爱尔兰毗邻英国,而且受英国殖民统治,但爱尔兰自有其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并不对伦敦文化亦步亦趋。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度过的。这个时代所倡导的民族文化的观点始终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正如乔伊斯本人所说:“只有民族型的作家才能成为国际型的作家。”

 如何用文学作品来展现爱尔兰民族风貌?如何在作品中体现民族特征?是乔伊斯创作中面临的首要问题。而《都柏林人》这部小说集呈现了作为爱尔兰民族象征的一幅幅都柏林城市景观,正是作者早年的一种文学实践。这部作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不是着眼于奇绝的构思、曲折的情节和斐然的文采,而是进行全新的语言实验和手法探索。小说中潜藏着主人公的意识和宗教文化中的种种典故与象征。虽然还没有使用如《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中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意识流手法,但作品中已然透出作者意图打破传统框架,做一番前无古人探索的决心。

 乔伊斯缘何选择了这样的创作道路?这只能从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历史中寻找答案。

 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曾经评论到:“爱尔兰的历史读上去如同廉价的恐怖故事。”其中充满各种血腥残杀。包括殖民统治者对天主教徒的迫害、爱尔兰教派之间的互相残害、由爱尔兰农民组成的抗英组织的混乱无序的抵抗中的无谓牺牲、他们的宗教固执招致的英国人的残酷统治,等等。

 在乔伊斯生活的时代,爱尔兰仍然是英帝国的殖民地。同时,国内政治与宗教冲突频繁,民族主义文化运动沉迷于过去,走向神秘主义、感伤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民族主义政治在后巴内尔时代被空话和交易所充斥。天主教则一如既往的不仅把持着人民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也插手政治,使爱尔兰人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固执的宗教偏见于一身。

 爱尔兰有近八个世纪被英国统治的外在殖民史,而在宗教上则有更长的内在殖民历史。

 这样一个民族在流血牺牲,争取自治、自由的同时,对罗马教会惟命是从。这使得爱尔兰的民族事业视野狭隘,给了新教统治阶级以惩罚和迫害的借口,失去了信奉新教的英—爱族群的同情与支持。在对待巴奈尔问题时,这种宗教偏见是灾难性的,当巴奈尔与其副手的恋情触动了天主教道德时,爱尔兰人选择了支持后者,不顾民族自治大业在巴奈尔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不顾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巴奈尔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神父的带领下将他赶下了政治舞台,使民族自治运动在三十年里不知所向。在爱尔兰历史中,为了宗教或由于宗教而损害了国家利益,牺牲精英性命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如何表征这样一个苦难与愚昧相伴的民族?乔伊斯既要揭自己民族的短处、表达愤慨,又要无恶意攻击,而是激发同胞醒悟。因此,他通过语言的影射,表达上的晦涩,选词上的多义来进行写作。这就是《都柏林人》不同于以往传统小说的原因所在。

 《都柏林人》共有小说15篇,按乔伊斯的说法,可以分为童年、少年、青年和社会生活四个部分。其中《两姐妹》、《遭遇》、《阿拉比》描写的是童年生活,《伊芙琳》、《赛后》和《两玩家》描写的是少年感觉,《寄宿客店》、《一朵小小的云》、《对影》、《土》和《伤心命案》则可以被看做是成年人的内心写照,《纪念日》、《母亲》、《圣恩》和《死者》则反映了爱尔兰的社会生活。全书结构统一,匀称和谐。通过这种建立在人物年龄模式上的框架结构,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聪慧敏感的孩子是怎样挣脱种种情感羁绊和精神藩篱由少年走向成年,又由成年走向社会,走进爱尔兰的文化史。

 道德瘫痪是这十五篇小说的共同主题。《两姐妹》作为小说集的开篇,自始至终围绕着神父生前死后的情景展开叙述,通过一个孩子对某些生活片段的回忆和感受,道出了“瘫痪”的主题。在《阿拉比》中“我”被“醉鬼和讨价还价的婆娘们挤来挤去”“听到劳工们的诅咒”。在危机四伏、死气沉沉的都柏林社会中,连一个孩子也无法摆脱瘫痪的阴影。《纪念日》则通过描写都柏林市议员竞选期间在一个选区委员会办公室所发生的种种肮脏内幕,展现了都柏林的政治瘫痪。

 小说中更是充满受到道德瘫痪影响的人。在《伊芙琳》中,都柏林严重的道德瘫痪剥夺了伊芙琳离家出走,追寻美好爱情的勇气。而在《一朵小小的云》中,小钱德勒受到都柏林道德瘫痪环境的限制,无力追求理想。《伤心命案》中达菲先生由于道德瘫痪带来的孤僻和教徒作风,间接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爱情的死亡。《死者》则通过对爱尔兰中年夫妇感情危机的描写,展现了爱尔兰充满矛盾的家庭与人际关系。其中,与死人争风吃醋的伽布里欧教授无疑是道德瘫痪的代表。

 小说中运用了种种象征和暗示的手法。这里只列举几个。如《两姐妹》开头对死亡气氛的渲染,向读者暗示了都柏林正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而圣杯则是上帝的象征,打碎了圣杯则暗示了神父的宗教信仰的破灭。《阿拉比》中“我”住在一条死胡同里,死胡同里的房子阴森可怕、虎视眈眈,暗示着社会的腐朽与昏暗,而“阿拉比”这个名称具有阿拉伯的异域色彩和东方世界的无限魅力,象征着主人公刻意追求的目标。《伊芙琳》中神父的照片则暗示着道德瘫痪,铁栅栏则是牢笼的象征。《一朵小小的云中》标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既影射了笼罩在小钱德勒心头乃至整个都柏林的瘫痪的阴影,又暗示了主人公追求理想的希望犹如天上的浮云一般飘忽不定,稍纵即逝。

 《都柏林人》中充满着反宗教情节。这与宗教对爱尔兰民族精神的戕害密不可分。《两姐妹》中对十分虔诚,对传教十分尽责的弗林神父,突然全身瘫痪,负罪长逝,只是因为一个小孩打碎了一个圣餐杯。深刻体现了在爱尔兰,宗教对人精神的影响。而《土》中几乎每个人都被染上了宗教的宿命意识。玛丽亚是个老处女,在参加天主节前夜的蒙面游戏时,本想摸到一只象征婚姻的戒指,却摸到了一撮在天主教中象征死亡的土。引起了众人的恐慌。更是展示了都柏林人对宗教的畏惧。

 在乔伊斯看来,当时的爱尔兰人的精神生活已经接近崩溃。整个爱尔兰都跟弗林神父一样,心中已经没有哀痛,只有麻木,而且正由麻木走向瘫痪又由瘫痪走向死亡。

 作为乔伊斯早年的作品,《都柏林人》的文学价值常常被乔伊斯后来创作的《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几部巨著的光华所淹没。但《都柏林人》这部作品是不能忘却的。它的主题统一,结构完整,技艺精巧,意味深长。而且与乔伊斯的其他作品相比,它更为通俗易懂。其中游荡着乔伊斯少年与青年的影子。而《尤利西斯》中的种种手法在其中已然初见端倪。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乔伊斯其他作品的人来说,它就好像一把打开乔伊斯语言迷宫的钥匙。值得一读。